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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新期待******
作者：张美君（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创造高品质生活，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生活发生新变化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产生不同的生活需求，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具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等，首先是为了让人民“吃饱饭”。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人民逐步摆脱贫困并日益富裕起来，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新时代十年，我们党坚持精准扶贫，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人民更加追求生活的质量，高品质生活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高品质生活突出体现在：一是生活的质量水平更高。即人民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二是美好生活的覆盖范围更广，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获得感不仅体现在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还有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发展的成就感；幸福感表现在充分尊重人们对美好生活新的多样化需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安全感不仅体现在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层面，还有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国家发展前途的信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等，从而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胜信心。
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激发广大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从解决新时代人民在追求高品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出发，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进行调查研究，反映群众诉求，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真正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上取得实效。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对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梦想。高品质生活要靠高质量发展来创造。一是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将高质量发展落实到人民生活品质改善上。二是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构建安全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三是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要求；四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新时代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而保障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逐步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追求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更是终极目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马克思把“现实中的个人”归结为“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人们为不断满足生活需要进行生产的过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宏观目标看，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微观个体看，是不断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过上高品质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基本的要求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多层次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应然和实然的统一，内蕴着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我们要创造的高品质生活，是一种整体性的高品质生活，涵盖全体中国人民，14亿多中国人一个也不能少；所有人在共享发展成果、改善生活、提高生活品质上是公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协调发展的；大自然融入了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和平的发展，希望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塑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展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图景。
（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委托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研究”（21YWT-16）阶段性成果）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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