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在罗马尼亚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关口,乌克兰女子在帐篷外打电话。新华社发
百年变局中的危情怪象
欧洲粮仓,沃野千里。延宕了十个月的俄乌冲突严重消耗了双方的战略资源,并产生难以估量的溢出效应。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安全危机带来的冲击从来不限于“震中”,也从来不限于“安全”。
粮食告急,油价飙升,通胀高企……欧盟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攀升,10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10.7%,再创历史新高。欧盟委员会2022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称,欧盟、欧元区和大多数成员国经济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陷入衰退,明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将继续萎缩。在欧洲之外,俄乌冲突已经造成全球粮食短缺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不少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更是跌入极度贫困和饥饿艰况,破产和动乱的幽灵抵近徘徊。
两国相持兵不解,会应俱碎似连环。从来战火无情,何况俄乌冲突的影响,已不只是两个当事国家之间的“连环”,还在全球形成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
实现和平,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关切,也是维系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关键。面对俄乌冲突,中国一直从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站在公道的一边,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
当下寒冬已至,第聂伯河冰封千里,而俄乌冲突依旧僵持不下。冲突双方将在战场继续厮杀,还是走向谈判桌?人们不得而知。但世界仍然在期待,冬季的天然止战效应,能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找到出口。
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通电话时表示,中方坚持主张劝和促谈,认为危机长期化、复杂化不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支持欧方展现战略自主,引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欧洲大陆的持久和平和长治久安。
要灭火,而不是拱火——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期待。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元首,印尼总统佐科曾先后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他表示,尽管外部形势仍然艰难,但走向和平解决和公开对话仍然很重要,他愿意帮助两国领导人“架起沟通的桥梁”。
访问彰显了佐科总统务实的外交立场,与恪守客观公正的中国主张一样,代表了世界多数国家支持劝和促谈,主张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愿景。
然而,与国际社会普遍愿景相悖,美国与北约至今完全无意推动终结这场冲突。在前期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的基础上,12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了总额450亿美元的《2023年追加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这将是美国迄今数额最大的一笔援乌拨款,远超白宫上月向国会请求的370亿美元总额。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造和强化这一联盟。这制造出关于欧洲大陆乃至全球安全秩序的“集体恐惧”,而本已出现“脑死亡”征兆的北约,得以“复活”和强化。北约新“战略概念”称俄罗斯是“最大且直接的威胁”,确认并巩固了该集团积极遏制俄罗斯的政策。俄乌冲突则被拜登总统描绘为“民主与威权之战”和“历史的拐点”。美方更冠冕堂皇地宣称,谁不支持对俄制裁,就是“拒绝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抛开了历史经纬,何来“历史正确”?
当前俄乌冲突的实质,正是冷战后俄罗斯与北约地缘政治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从根本上看,这是美国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政策长期堆栈而成的恶果,而北约持续东扩及对俄罗斯的长期遏制正是俄乌冲突的导火索。实际上,身经冷战的美国战略家早已对北约东扩的灾难性后果发出预警。“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早在1998年即表示,北约东扩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
11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市场,商贩准备商品。新华社发
安全困境中的希望之光
人间正道是沧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经典《礼记》勾勒出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身处乱世的诗人韦庄曾发出世道不昌的无奈感叹。
在历史前行的某些节点,戚戚内顾比敞开胸怀来得容易,抱残守缺比顺应时代显得“智慧”,迎合民粹比培育合作更受青睐——这正是百年变局的深刻复杂之处。
全球化的退潮、自由主义的隐退、强权政治的回归,让人们心生忧虑:执意强化大国竞争,甚至可能调整资源配置为大战做准备;大步回归集团对抗、冷战传统;与应对疫情冲击相似,为应对地缘政治变化,泛化国家安全,强调的是本国优先,而不再是自由贸易和投资流动带来的普遍受益。
罗伯特·卡根等一些西方知名学者惊呼,“俄乌冲突正在使一个更加危险的多极世界加速形成”“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会让位于全球混乱”。
这一看似理性的“警示”不仅美化了霸权,而且颠倒了因果。追根溯源,俄乌冲突只是触发了大国冲突的传统病征,当前危机凸显美国霸权和美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失效。回望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世界本应迎来充满希望的“长周期和平”,但人类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仍在经历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危机。
曾几何时,政治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的欧洲被视为和平与繁荣的成功范例。西方学者认为,北约和欧盟双双东扩,可以构成维护欧洲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双保险”。如今,现实的强烈反差昭示世界,个别国家和集团谋求以实力扩张获得绝对安全,挤压其他国家的安全空间,最终只会造成地区安全局势恶化,让自身和国际社会陷入更大的不安全。
树曲木者,恶得直景!美西方国家长期固守霸权思维和意识形态藩篱,违背时代的发展大势,是当前危机与乱象之源。
面对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的危机与乱象,世界需要冷静而深刻的反思。德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指出,我们正在目睹大小危机史无前例地汇聚集合,这些危机有许多不仅是衰败的迹象,也是新世界秩序正在诞生的迹象。
面对暴力和冲突的蔓延,恐怖主义的猖獗,全球疫情的肆虐,核战争与核毁灭的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历史和现实反复昭示我们,世界上既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脱离世界安全的独善其身,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
摒弃霸权与对抗,追求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福祉所系。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被誉为“这个星球唯一的未来”;主张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全球安全倡议,才被视为“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力武器”。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诉求和愿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当今时代,国际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世界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全球安全倡议是对传统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萤光爝火,日月之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中一直秉持着天下一家、和合共生的理念,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新时代的中国胸怀世界和平发展,情系各国人民安危,引领时代发展进步潮流,坚定倡导构建人类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天下情怀,直面全球安全赤字,引领共同安全道路,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为人类社会通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世界指出了清晰路径。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国际社会的需求,“那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安全机制,所有国家都认同一套能带来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以及价值观,避免一个或几个国家自行其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单方面加强自身的和平与安全”。
7月10日,人们在黎巴嫩的黎波里排队购买面包。新华社发
“霸权治下”的安全反思
“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2200多年前韩非子《初见秦》中“世有三亡”说,仍可以用来把脉当今世界。
今年以来,当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推行歧视性补贴政策,当美国主导北约追求绝对安全而招致俄罗斯的反击时,霸权对安全的消极作用,愈发清晰地暴露于世人眼前——美国霸权主义的历史旧梦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势背道而驰。
美国的病根在于,无视别国的安全和发展需求,无视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执念于维持自身霸权和“中心—外围”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核心位置,非西方国家则被永久排挤在边缘。
这也是当今世界安全困境的根源:美西方强行延续霸权,无视乃至压制非西方整体崛起,在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极度自私自利。美英等西方国家在论及东西方矛盾时,总是将其归类为民主、人权和价值观矛盾。这是蓄意歪曲事实、误导世界。西方与非西方矛盾的本质不在于文化价值观、制度和人权分歧,而在于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平等。
所谓“美西方代表世界”,注定是一场地缘政治梦幻。尽管美西方施加了巨大压力,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追随美英的主要是西方国家,不到全球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人口只占世界的七分之一。世界大多数国家拒绝美西方兜售的民主叙事,更拒绝在美国推行的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鼓噪“改变中国所处的环境”,也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期待的亚太国家对华“围剿”彻底落了空。印尼国防部长普拉波沃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各国应尊重中国的正当崛起和所需发展空间,“亚洲国家都有曾被大国支配、奴役和剥削的共同历史,因此区域国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和挑战”“我们敦促各国尊重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国家的正当崛起”。
执迷于“遏制中国影响力”,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日前,美国时隔八年再次举办美非峰会。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此次美非峰会与今年早些时候举办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第九届美洲峰会、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等如出一辙,追踪打压中国的影响力,这似乎成了美国外交的发力点,但在实打实的中国贡献面前注定徒劳。正如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明确表示,所罗门群岛不会“选边站”,针对中所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非常具有侮辱性”。
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
“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正走向西方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这样认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指出,“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霸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但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
在世界对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追求中,美国的霸权话术已然失灵。
以安全挑战和中国威胁为噱头,并不能为美国修复其在数十年霸权行径中失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会置和平发展于不顾,为霸权私利火中取栗。美国国际战略联盟公司创始人乔治·库认为,美国浪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企图遏制中国崛起。这种做法从未奏效,将来也不会奏效。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与中国合作,找到互惠互利的结果。
贩卖恐惧,也无法推销“平行世界”。世界各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红利,希望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寻求理性的平衡。面对执意要把太平洋变为“大国战场”的美国,地区国家忧从中来、拒绝“共舞”。新加坡无任所大使许通美善意地提醒:“亚洲人以贸易为生。”斐济国防部长鲁伊拉图明确表示:“中国是地区发展的主要伙伴。”
充满希望的非洲大陆,同样珍视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而厌恶西方国家居高临下、口惠而实不至的说教。非洲朋友们说:“每次中国来访,我们就收获一家医院;每次英国来访,我们就得到一次演讲。”美国在传统上把非洲视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等却把非洲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大陆。
即使是欧洲国家,也不认同“捆绑中俄”的做法。比利时、荷兰等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反对因涉疆和涉港问题重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他们认为,欧洲不必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明确表示,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
图为11月16日在泰国首都曼谷街头拍摄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标识。新华社发
以天下情怀求索大同之道
“我们不会回去!”
今年夏天,马德里北约峰会期间,反战大游行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不要战争,让我们停止吧”“推动和平是谎言,它在鼓动战争”“北约就像一列疯狂的火车”等愤怒的口号响彻在美欧多场抗议集会活动中。
世界也不会“回去”——在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倒退与进步等根本问题上,“我们不会回去”的呼声清晰而坚定,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正确的一边。
风雷激荡的变局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迟疑彷徨,甚至保守倒退,继续将自身私利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无论是北约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还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竞赢”中国的战略,美国裹挟西方盟友挑动世界分裂对抗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建桥还是筑墙,合作还是对抗,选择不同,则命运不同。
12月初,首次在中东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精彩纷呈,而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三环峰会”同样引人瞩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体现出中阿面对全球挑战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
从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到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曼谷会议,再到此次“三环峰会”,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二十大前后三次出访期间,累计同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双边会见,向世界发出了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中国声音。
这声音回应时代之问,化解时代之困。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格局调整和权力转移期往往也是地缘矛盾多发期。当代的国际安全危机会带来失序,也会催生变革,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
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到“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中国统筹安全与发展,因应国际形势新变化,应对国际形势新挑战,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安全问题的破解之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明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践行“天下一家”,摒弃“非友即敌”。固守意识形态执念,将世界分裂为“民主的我者”和“威权的他者”,是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威胁。只有把代表人类整体的“我们”作为全球性叙事主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为旨归,世界的嬗变才能获得有力的正向支撑。
——以普遍安全促共同发展,而不是以绝对安全谋霸权私利。美西方少数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别国经济科技发展进行打压遏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民生困难。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消弭冲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
——开展良性竞争,拒绝零和博弈。在分裂、对抗的意识形态中进行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只会祸乱世界;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中开展基于公平规则的良性竞争,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坐而论道,起而行之。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在纽约召开的维和峰会上的一段内幕:奥巴马总统轻描淡写地无视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少而又少的事实,而中国挺身而出,承诺派遣一支由8000人组成的训练有素的维和常备军,并出资培训非洲的维和人员。这一大手笔的方案赢得了参会者的掌声。潘基文写道,“我喜出望外”。
这只是中国参与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就乌克兰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探索解决之道,始终做热点问题的斡旋者。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借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平台,中国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注入了活力,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
全球安全倡议与习近平主席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辅相成,呼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在国际社会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各国谋安全、促发展提供了新支撑。
人间正道在大同。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7日 16版)
新媒体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考******
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如何加强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中国故事“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的现实问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的广泛渗透,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我国在国际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发生巨大转变,全面、深刻地影响着当今国际传播格局及未来走向。
国际传播主体趋于多元化和广泛化
从媒体讲故事到全民讲故事。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电视、广播、期刊等主要传播媒介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渠道。由于时间、空间、资源、成本、技术等多方面原因,传统媒体议题设置较为严肃、传播方式比较单一、社会组织及群众的参与度较低。而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国际传播处在一个更为“自由开放、多元平等、多向交互”的网络空间,数字化媒体有效解决了传统媒体时空受限、资源集中、成本高昂等问题。新媒体平台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还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受关系,人民群众不再只是信息接收者,还成为体量最大的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总体而言,我国借助新媒体开拓国际传播新局面具有两大优势:一是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基数远超其他国家,普及率也领先于全球水平,这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群众基础;二是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增速迅猛,网民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中国故事所辐射的受众面将越来越广。简言之,在新媒体时代,讲中国故事的人和听中国故事的人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将在国家形象建设和国际传播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体作用。
从中国讲中国故事到世界讲中国故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灌输的模式,还颠覆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独家垄断的局面——一方面,为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外交流传播开拓新渠道;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宣介中国创造新机会。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被高度碎片化、去中心化、冗杂化,信息来源变得复杂多样,国际社会对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领导人、社会组织,以及明星、网络名人甚至是普通群众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的关于中国的言论,都可以为我所用,为塑造我国国际形象提供助益。
在某种程度上说,相比于中国讲述自己的故事,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或许可以成为国际传播中出奇制胜的一招。一方面,以国际社会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可以促进中国文化输出方式从刚性向柔性输出转变;另一方面,可以拓展消息流通渠道,扩大故事的覆盖面,真正做到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了解中国。以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例,英国广播公司、泛非通讯社、印度时报、美国道琼斯通讯社、巴基斯坦国际新闻社等世界各国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各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通过网络平台向中国政府及人民表达祝贺,中国成功消除贫困的消息迅速辐射至全球,成为热议度最高的话题之一。由此可见,新媒体背景下,在开放性的网络平台上,让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既是中国扩大对外传播效力的方法和策略,也是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与结果。
国际传播内容趋于简明化和微观化
为充分体现我国文化观、价值观、发展观,建立良好国际形象,传统媒体通常会选择宏观立意深刻、最具国家代表性的内容作为国际传播的内容题材,例如以国家政治改良、历史演变、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经济建设等为主题的著作、影视剧、纪录片等。不可否认,这类知识产品不管是在过去、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和积极的引导作用,但这类内容在新媒体传播生态中并不具备流量竞争优势。
受当下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方式的影响,网民接收信息的习惯逐渐趋向碎片化、浅表化和娱乐化,且追求效率,因此,内容充实且精简凝练、信息丰富且直观明了的形式在吸引流量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伴随全球掀起的短视频热潮,“微创作”已成为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主流形式,用户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上的社交软件即可完成内容创作、上传及阅览,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
相比以往官方严肃的对外宣传风格与内容题材,如今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丰富了内容创作的视角,生活化、亲民化的内容为广大网民所喜闻乐见。以微观视角为切口,通过鲜活的画面反映我国人民生活日常,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让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社会的进步。
以李子柒为例,她作为一位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凭借优质内容在国际上成功“出圈”,其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与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相当。然而,观其内容题材,并未直接宣扬中国文化,而是以中国传统美食等为主线,从小农户的视角围绕衣食住行做文章,描绘出一幅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图景。国外网友纷纷表示,李子柒视频中呈现的中国乡村风情和传统文化令人心驰神往。正如央视新闻的点评,李子柒没说一个夸中国好的字,但却讲好了中国故事。优秀短视频作品足以担当起文化输出的重要使命。
国际传播方式趋于互动化和精准化
从单向灌输式传播到多向互动式传播。信息的单向灌输是指信息从发出端到接收端单向流通,且在传播过程中内容不会出现增加、删减或变动,这是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最大的特点之一。新媒体传播则大不相同,信息在网络上流通时,网民可以通过转载、评论、发送弹幕、点赞等方式实现与信息发出者及其他信息接收者不限次数的实时交流,进而形成多向互动的传播模式,所有互动内容都会被平台记录并公开呈现给后续观看的人。这意味着,信息在流通过程中会因为多方的互动参与不断累积,受众可以从他人的评述或与他人的讨论中获取新信息;传播主体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实时监测内容的传播效果,并从受众的反馈中总结经验,为以后的内容创作提供借鉴。
从“广撒网”式传播到精准传播。内容再优质,如果传播不精准也会造成无效传播,达不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网络信息技术成功打破了信息产品难以匹配潜在受众的窘境。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新媒体平台可以进行用户画像,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的特征、喜好和需求,推送满足用户需求的信息,从而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促进新媒体赋能国际传播的思考与建议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参与故事创作、分享与传播,世界也能通过新媒体平台了解更多中国故事。因此,促进新媒体赋能国际传播,对传播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推动我国外宣实践不断开拓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为大众参与国际传播创造了机会和可能性,但如何激发群众主动参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要想发挥国际传播中的群众力量,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人有意识地参与文化产品创作。例如以企业、机构、学校等为单位组织文化产品创作比赛,并按照员工或学生的特殊需求予以相应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再如开设国家级文化产品网站,公开表彰和展示优秀文化产品,从而激发民众的创作动力等等。
建设人才队伍,为国际传播事业打造主力军。让群众有能力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是发挥群众传播优势的关键。大多数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的内容都具有即时性、零散性、随意性的特点,内容缺乏深度、文化价值导向不明显、表现手法不够成熟、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要想真正发挥群众的文化传播价值,就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培养新媒体传播人才,优先打造传播主力军,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内容指导、技术培训、文化教育、资金扶持等,为大众参与对外传播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不断挖掘新的人才,少数带动多数,逐渐壮大人才队伍,促进广大群众切实参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
建立传播效果监测与评估机制,为改进国际传播路径提供经验借鉴。建立系统化、标准化、定向化的效果监测机制与评估机制对于促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国际传播的主体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覆盖更加广泛,整个传播体系更为复杂和庞大,有必要通过系统监测传播效果来把控国际传播的整体方向,把握网络舆论环境的整体态势。通过建立统一的传播效果评估标准,引导和规范政府和民间的文化产品创作,借助大数据收集海内外受众的评价与反馈,分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发展现状和现存问题,不断总结文化传播经验,为日后改进和创新国际传播路径提供借鉴。
加强新媒体赋能,促进传统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更好发挥作用。新媒体是顺应全球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面对新兴技术的冲击,传统媒体必然面临转型和升级难关。尽管如此,传统媒体在某些方面依然具有独特优势。相比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发展时间长,拥有更深厚的市场基础、更成熟的传播理念和运作模式。此外,相较于流量大、流动性强、内容更迭快的新媒体平台,依托于传统媒介的国际传播产品往往内容更加饱满,更具思想深度,更有研究价值,也更容易打造品牌优势。因此,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迅捷、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特点,加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赋能作用,借助新媒体运营加大对传统媒体产品的宣传,补齐传统媒体传播慢、流量小、覆盖窄、互动性弱的短板,充分调动传统媒体的资源力量,更好地发挥传统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作者:罗慧芳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科研管理与国际合作部副主任、治国理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5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